曼佐尼作品

“有一天，当他进入圣罗科教堂以后，跪在地上不停地在祷告；突然之间，他抬起头，并站了起来，从那之后，他就皈依了天主教。”以上这段话出自圣罗科教堂的神父扎内拉，对于曼佐尼决心改信天主教那一刻的描述；然而，事实上曼佐尼早在1809年，便已通过与杨森主义者德戈拉神父的对话，以及后来与托西神父的交流，渐渐产生了改宗天主教的想法。

三年以后的1812年，曼佐尼重新开始了未竟的《圣诗》创作；在这部代表他诗歌创作巅峰的作品中，曼佐尼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创作限制，通过古典元素与市井风格的并置，创作了一幅贵族风范与平民情调相交揉的史诗画卷，并将自己的心声融于其间。

为了符合当时的《圣诗》创作传统，曼佐尼原计划写作12篇章，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和影响，曼佐尼仅完成了其中的5篇。这5篇中的前4篇由皮耶德罗·阿涅利于1815年，在米兰出版发行，其中包括《圣体复活》、《玛利亚之名》、《圣诞》以及《耶稣受难》。曼佐尼《圣诗》的第5篇《圣灵降临》，于1817年6月21日开始写作，但其间由于《阿达尔齐》和《约婚夫妇》创作的缘故，直到1822年才由维琴佐·费拉里奥于米兰成书出版。

《圣诗》中的第6篇《十一月一日》，曼佐尼可能早在1830年左右便开始了创作，可直到1847年时，他仍在继续创作这部作品；但是，直到最后，《圣诗》第6篇也未付梓成书。

在曼佐尼的《圣诗》系列作品中，最特别的要属妻子亡故一周年时所创作的《1833之耶诞》；这部哀悼妻子恩里克塔·布隆德尔的作品，尽管最终并未完成，但仍于曼佐尼去世后的1874年得以出版发行。

由安东尼奥·兰佩蒂于1819年7月在米兰出版的《天主教徒道德观察》，是曼佐尼首部发表的散文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曼佐尼回应了西斯蒙迪在《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》中，针对天主教的道德败坏，所提出的批评；曼佐尼通过对逻辑学、修辞学和辩论术的灵活运用，以及一系列例子的举证，给这部枯燥无味的宗教论述，增添了不少新意；而曼佐尼也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，初步展露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才华。这部在创作风格上与众不同的教义辩解辞，也引起了托马塞奥的极大兴趣，他曾说：“这部作品通过朴实自然的语言，展现了虔诚的信仰，和真理的智慧，我无时不刻都能感受到一股青年人的动感与激情”。曼佐尼于1855年发表了《天主教道德观察》第二版，并附上了《论实用主义道德》一文。

曼佐尼对实用主义道德的抨击，及其对宗教理性的思考，在他于1829年11月12日写给好友维克多·库山的信件手稿中，可见一斑。这封没有寄出的信，曼佐尼却花了不少的心思，并六易其稿。此外，曼佐尼在1850年出版的对话集《论创造》中，曾仿造西塞罗的创作风格，并受到罗斯米尼哲学思考的启发；在这部作品中，曼佐尼主要围绕了艺术、人类思想的认识功能和社会正义进行论述。

托西神父原本希望曼佐尼继续完成《天主教道德观察》一书，但后者于1816年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悲剧作品《卡马诺拉公爵》，这部耗时一年创作的小说，于1820年1月由曼佐尼自费在维琴佐·费拉里奥书局出版发行。

故事的主人公佛朗切斯科·迪·巴托洛米奥·布索内(卡马诺拉公爵)，是一位生活在15世纪的真实历史人物。这位曾经为米兰公爵服役的雇佣兵队长，后转投米兰公国的死对头威尼斯共和国，并在1427年的马克洛迪奥战役中，带领着自己的士兵，战胜了自己曾经的金主；在战役结束后，卡马诺拉公爵出于人道主义和骑士精神的考虑，决定释放所有被俘的米兰士兵，并不再继续追击逃离战场的敌方残兵；可是，这一行为却被威尼斯共和国视为对自己的严重背叛，故事主人公也被处以极刑。卡马诺拉公爵这一角色，在曼佐尼的笔下，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追求社会公正，而勇于牺牲自己的伟岸英雄形象。

这部向好友傅里叶致敬的悲剧小说，在由后者翻译成法语并在法国发表后，并未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，还曾一度招致法国作家维克多·肖伟的批评；针对肖伟批评自己的这部作品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统一律创作原则，曼佐尼曾于1820年写下《致肖伟的一封信：关于悲剧故事中的时间与地点》，但直到1823年才最终发表。

曼佐尼于1820年9月至1822年5月间，写下了另一部悲剧作品《阿达尔齐》；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，来源于作者在1819年10月-1820年7月巴黎居住期间，广泛阅读的提埃里小说。在这两年紧张繁忙的写作中，尽管常常受到精神紧张症状的困扰，期间曼佐尼还是完成了《约婚夫妇》的序言部分和前两章，以及史学杂文《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史评述》的写作。

《阿达尔齐》这部作品，以公元772-774年间为背景展开；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达尔齐，他是一位伦巴第的贵族；然而，由于带领着自己的族人对拉丁人进行压迫和剥削，让他追求公平正义的心备受煎熬，特别是由于这时拉丁人因为无法忍受伦巴第人的暴政，正向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寻求援助。在这部历史题材悲剧中，曼佐尼向他的意大利同胞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呐喊：我们的自由只能靠自己争取而来；在他的另外一部传世之作《约婚夫妇》中，曼佐尼也曾发出过同样的呼号。

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艾尔门嘉达，她是阿达尔齐的姐姐，同时也是一位曾遭查理大帝抛弃的女子。她与《约婚夫妇》中的女主角露琪亚一道，成为了曼佐尼文学思想中完美女性的代表；在曼佐尼笔下，这些“坚如磐石、纫如细丝”的贞烈女子，同时也是妻子恩里克塔的化身。在这部向妻子致敬的作品《阿达尔齐》中，曼佐尼曾评论说：“恩里克塔·路易吉娅·布隆德尔那不为世俗所染的朴素美德，成就了一个忠贞的妻子，和一位伟大的母亲。”

在费德里克·康法罗聂里领导的伦巴第地区独立运动失败后，曼佐尼于1814年4月22日至1814年5月12日间，创作了爱国诗歌《1814年4月》，并于1883年由邦吉出版发行。

在异族的残暴统治下，乔亚基诺·穆拉曾于1815年3月15日擎起反抗的大旗，向奥地利宣战，并号召所有有志于意大利统一的仁人志士，共同参加抗争。穆拉领导的独立运动，在托伦蒂诺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毁灭性打击；而穆拉本人，也在费迪南四世重新掌权后，于当年10月遭枪决身亡。曼佐尼在得知穆拉号召起义的第一刻，便开始写作著名的《里米尼宣言》，但由于起义的失败，而终未完成。正如好友坎图后来曾回忆说：“曼佐尼自己觉得这部作品（即《里米尼宣言》）的诗歌艺术价值并不高，特别是其中的第34行中‘统一才能换得自由’这一句，在曼佐尼看来，简直是‘他为意大利统一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，因为他被迫牺牲了自己的创作审美标准’；不得不提的是，曼佐尼愿意做出这一‘巨大的牺牲’，缘于他和马志尼共同认为只有统一，才能给意大利带来独立与自由”。

1821年春，随着米兰自由运动被奥地利残酷镇压，以及包括康法罗聂里、佩里科和贝尔切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遭逮捕关押，曼佐尼创作了爱国赞歌《1821年3月》；曼佐尼写下这首赞歌，是为了向特奥多·柯尔纳致敬，这位被称作“德国人的马梅利（意大利爱国者）”的德意志爱国青年，曾被曼佐尼误认为牺牲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莱比锡战场上。

拿破仑于1821年5月5日在圣海伦岛上去世，但曼佐尼得知这一消息，是在当年7月16日与妻子和母亲在布鲁苏里奥别墅附近散步时，从《米兰快报》上读到的。

曼佐尼曾向好友克里斯托佛罗·法布里斯透露说：“（这）简直是一部即兴而作（的作品）”；在恩里克塔钢琴的伴奏下，曼佐尼仅用了短短3天便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颂歌。

曼佐尼深知奥地利当局不会同意这一作品的发表，因此他准备了两份手稿；其中一份寄给了米兰警察局，后者正如曼佐尼所预料的一样，不许出版这一悼念拿破仑的颂歌；而另一份，则偷偷地流入了米兰的文人圈子，并渐渐流行于整个意大利半岛和欧洲其他国家。虽然曼佐尼本人曾多次尝试制止，但他的仰慕者们将这部作品口耳相传，并促成发表。而另一位德国大文豪- 歌德，曾将《5月5日》译成德语出版。

《5月5日》第一次由曼佐尼授权发表，收录在《杂文集》的最后一章中，并于1845-1855年间，在米兰出版发行。

经过曼佐尼的反复修改与润色，《约婚夫妇》初版时，相较原先的手稿，在叙述结构和语言风格上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这部原名为《费莫与露琪亚》的作品中，曼佐尼在开篇部分采用了分场景叙述的手法：在对露琪亚的经历进行总体描述后，曼佐尼才开始叙述费莫（后改名为伦佐）的故事；从第二部分开始，曼佐尼通过细腻的笔触，将两位故事主人公的经历与故事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在写作语言方面，出版于1825-1827年间的《约婚夫妇》（即俗称的27年版）中，不难发现作者的用语，已经开始受到克鲁斯卡学会（位于托斯卡纳的意大利标准语言研究和推广机构）的影响；此外，在27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中，曼佐尼明显受到了16-18世纪一系列作家用语的影响，这些作家使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，语言更具口语化的特征。

1827年6月15日，维琴佐·费拉里奥首次出版了三卷本的《约婚夫妇- 由亚力山德罗·曼佐尼发现并改编的17世纪米兰故事》；这部作品的面世，为曼佐尼带来了巨大的声誉；自1828年起，《约婚夫妇》相继被译成法语、德语和英语，而曼佐尼也渐渐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。

《约婚夫妇》在欧洲与世界

在《约婚夫妇》出版后，曼佐尼曾将一份手稿寄给当时正在病重之中的维琴佐·蒙蒂，而后者见到这份珍贵的礼物时，不禁感慨道：“这部作品要是出自我的手笔该有多好啊！”

尽管相比最早的手稿，27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在语言风格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，但是仍难脱浓浓的书卷气。为了进一步使自己的用语更加接近托斯卡纳的口语习惯，曼佐尼于1827年夏天出发前往托斯卡纳，并“厚着脸皮”与有意大利国语发祥地之称的佛罗伦萨当地人进行交谈与对话。

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，曼佐尼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改27年版《约婚夫妇》中的用语，这一被他自己视为“劳心费力”的工作，也被称为“在亚诺河边（流经佛罗伦萨的主要河流）洗涤71张床单（即《约婚夫妇》27年版）”；曼佐尼在佛罗伦萨期间，还得到了两位当地朋友的帮助，这两位名为乔尼和尼科里尼的语言专家，被曼佐尼称作“除这里之外，再也无处可寻的好帮手”。

曼佐尼于1827年10月7日回到米兰，并由于妻子恩里克塔和大女儿的去世，而曾一度放慢了《约婚夫妇》的语言修订工作。直到1838年-1839年间，在妻子特蕾莎·波里的鼓励下，曼佐尼才重新执笔，对《约婚夫妇》的语言继续进行修改。由于身处米兰，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托斯卡纳语言材料，曼佐尼曾多次求助于达泽里奥家中的私人教师艾米莉亚·卢蒂，以及自己的女婿乔尔吉尼。

针对27年版《约婚夫妇》语言所进行的修改，一直持续到1840年；在那一年，40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首次出版，并为了避免被盗用版权，而在书中使用了由佛朗切斯科·戈宁创作的版画。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的最后一次出版，是在1842年9月，并随书附上了一本名为《耻辱柱的历史》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描述了在1630年瘟疫爆发后，针对“传播瘟疫者”而举行的审判。

尽管《约婚夫妇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受到罗斯米尼思想影响的曼佐尼在《论小说及真实历史改编文体（1845）》一文中，对自己这部作品却持有批判的态度；他认为，属于小说文体的《约婚夫妇》一书，由于过多杂糅了作者的想象与文字操作，而离“（客观的）真实”愈来愈远。

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，曼佐尼梦寐以求的托斯卡纳之旅，长年无法实现；为了“更好地（曼佐尼语）”写作，他遍读了各个时代，尤其是16世纪和18世纪作家的作品，这也给他的创作用语，带来了一丝“难得的亲切感”。

除了少数例外，曼佐尼阅读的作品多是由知名度并不很高的作家写就的，其中包括了许多16世纪的喜剧作家，如拉斯卡、里皮、切基、小波纳洛蒂、丹布拉、瓦尔基、杰里等人；此外，曼佐尼还仔细阅读了18世纪作家法爵利的作品。在格罗西（这时已经搬至曼佐尼位于莫洛内大街的家中居住）的帮助下，曼佐尼一边认真阅读，一边记下了许多与托斯卡纳口语接近的表达、成语和用词等。而由安东尼奥·切萨里等人于1806-1811年间编著的《克鲁斯卡大字典》，成为了曼佐尼学习托斯卡纳语言的好工具,曼佐尼曾说“这本书已经被我翻破了”。

1835年，为了回应皮埃蒙特语法学家米凯莱·庞扎对格罗西所作《马可·维斯孔蒂》的批评，曼佐尼发表了部分与格罗西合作的论文《聆听》；在庞扎看来，尽管《马可·维斯孔蒂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文中用语受伦巴第方言的影响太深，脱离了意大利标准语“应该有的样子”。曼佐尼和格罗西在论文中，反驳了庞扎所谓相比“udire（聆听）”，“sentir messa（聆听）”是伦巴第方言的表达，而提出在托斯卡纳，这一被人们公认为意大利国语发祥地的地方，“sentir messa”也是当地人惯用的一个表达。

而曼佐尼在语言学方面最重要的作品，要属被他称为“永无终点”的《论意大利语言》。这部作品五易其稿，自1830年开始，历经逾三十年，仍终未成书发表。

曼佐尼在《论意大利语言》的前两篇中，分别论述了“语言的性质”和“真正的意大利语”，而其中的第三篇现已失传，其论述可能围绕“意大利标准语的建构”这一主题展开。此外，为了解决长期烦扰意大利人的标准语问题，曼佐尼还在《论意大利语言》中仔细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陆续产生的各种解决方案，其中就有克鲁斯卡学会的安东尼奥·切萨里所提出的方法。

曼佐尼的语言学论著，皆发表于18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出版之后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曼佐尼对标准语这一问题的态度，是偏向于以佛罗伦萨中层资产阶级的口头语作为意大利国语的基础。

曼佐尼首部发表的语言学论著是一篇信件形式的论文，这封曼佐尼于1847年2月26日写给贾沁托·卡雷那的信，直到3年以后才获发表；在这封信中，曼佐尼首次提出意大利的标准语应该以当时的佛罗伦萨话为基础。

1868年，曼佐尼时任意大利王国参议员，并被委派负责统一意大利标准语的推广工作，他在一封写给意大利教育部长埃米里奥·布罗里奥的专题报告（报告名为《意大利语言之统一与推广》）中，曼佐尼指出以佛罗伦萨方言为意大利统一语基础的历史背景，并提出有必要编纂一部名为《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的新编意大利语词典》；在曼佐尼的支持下，这部词典自1870年开始编写，历经近30年，于1897年编写完成。此外，在《意大利语言之统一与推广》这一报告发表的同年，曼佐尼还在鲁杰罗·邦吉担任主编的《恒报》上发表了两封分别名为《论俗语》(其中阐述了他对但丁语言学的观点)，和《论词典》的公开信。

曼佐尼发表的最后一部语言学作品，是他于1871年3月30日写给那不勒斯好友阿尔方索·德拉·瓦雷·迪·卡萨诺瓦的一封信，阿尔方索曾提出希望发表一部《约婚夫妇》新旧版本的对照手册，曼佐尼在信中对此举表示了赞赏和感谢。

曼佐尼在其一生当中，与母亲、妻子、子女、好友、同事以及欧洲各国知识精英之间的来往信函，多达上千件。而在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，要属曼佐尼与巴黎的意大利学家克劳德·傅里叶之间的来往信件；傅里叶除了是茱莉亚·贝卡里亚的好友，同时也是曼佐尼的恩师。

这些信件汗牛充栋，其中的内容五花八门，从请求借书到求取作物种子，应有尽有；后人通过翻阅这些珍贵的手稿信件，一个更加丰满、甚至有些喜欢自嘲的曼佐尼形象跃然于纸上。

此外，通过检视这批数量众多的往来信件，我们不难发现曼佐尼工作中的许多细节与趣事，如他在信中曾多次抱怨修改《约婚夫妇》语言时的“艰辛与苦闷”。不得不提的是，这一“劳心费力”的工作，最终得以实现，离不开多位好友和家人的支持，其中就包括了罗萨里、格罗西、乔尼、尼科里尼和乔尔吉尼等人，他们都为18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的最终出版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曼佐尼在修改《约婚夫妇》的过程中，还曾多次向自己的女婿乔尔吉尼求助，我们至今仍能在一张他写给女婿的便条上，看见这样一行字“在佛罗伦萨，‘手表匠’这个词最常用的表达是orologiere、orologiaro还是oriolaio呢？”

以上有关曼佐尼生平、作品及家庭的介绍性文字，由琼·丽瓦和萨宾娜·吉拉尔迪共同编辑整理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