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曼佐尼转学至位于米兰的诺贝利学校后,他开始与许多因为政治原因流亡于此的知识文人,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,并通过包括佛斯克洛、蒙蒂和维斯孔蒂在内的一大批文人学者,渐渐认识并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。1801年,在吕内维尔协议签订后,曼佐尼曾写下了一首小诗《自由的胜利》,这首洋溢着雅各宾精神和反僧侣主义的作品,在曼佐尼逝世后,于1873年出版。在这一段时期内,曼佐尼还创作了一系列十四行诗,其中如受到阿尔菲耶利巨大影响的《自画像(1801)》、《致佛朗切斯科·洛莫纳格,及其但丁式的生活》,后者也是曼佐尼首部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;此外,曼佐尼还创作了《致缪斯(1802)》、《致爱人》,后者的创作灵感源于“天使般的路易吉娜”,即曼佐尼深深爱慕着的路易吉娜·维斯孔蒂。在颂诗创作方面,他受到了阿尔菲耶利和帕里尼创作方法和思想的巨大影响,其中如曼佐尼创作于1802-1803年间的《太阳山上》、《布道经四部曲》以及创作于1803年的《阿达湖》;曼佐尼在创作最后这部作品时,曾邀请蒙蒂一同居住在他位于卡莱奥托的别墅里,共同畅谈人生和文学。
曼佐尼于1805-1806年与母亲在巴黎期间,曾创作了《卡罗·因波纳蒂哀歌》;这部作品于1806年首次出版,但1825年后,在曼佐尼的强烈反对下,停止了再版;这或许是由于当时曼佐尼的父亲仍旧在世,而一首为母亲情夫所写的悼词,恐怕会大大伤害父亲的感情。
在巴黎居住期间,曼佐尼还创作了神话题材短诗《乌拉尼亚》;这首创作于1808-1809年间的诗歌作品,也受到了蒙蒂所创作的《缪斯戈尼亚》和维科哲学思想的极大影响。
“有一天,当他进入圣罗科教堂以后,跪在地上不停地在祷告;突然之间,他抬起头,并站了起来,从那之后,他就皈依了天主教。”以上这段话出自圣罗科教堂的神父扎内拉,对于曼佐尼决心改信天主教那一刻的描述;然而,事实上曼佐尼早在1809年,便已通过与杨森主义者德戈拉神父的对话,以及后来与托西神父的交流,渐渐产生了改宗天主教的想法。
三年以后的1812年,曼佐尼重新开始了未竟的《圣诗》创作;在这部代表他诗歌创作巅峰的作品中,曼佐尼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创作限制,通过古典元素与市井风格的并置,创作了一幅贵族风范与平民情调相交揉的史诗画卷,并将自己的心声融于其间。
为了符合当时的《圣诗》创作传统,曼佐尼原计划写作12篇章,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和影响,曼佐尼仅完成了其中的5篇。这5篇中的前4篇由皮耶德罗·阿涅利于1815年,在米兰出版发行,其中包括《圣体复活》、《玛利亚之名》、《圣诞》以及《耶稣受难》。曼佐尼《圣诗》的第5篇《圣灵降临》,于1817年6月21日开始写作,但其间由于《阿达尔齐》和《约婚夫妇》创作的缘故,直到1822年才由维琴佐·费拉里奥于米兰成书出版。
《圣诗》中的第6篇《十一月一日》,曼佐尼可能早在1830年左右便开始了创作,可直到1847年时,他仍在继续创作这部作品;但是,直到最后,《圣诗》第6篇也未付梓成书。
在曼佐尼的《圣诗》系列作品中,最特别的要属妻子亡故一周年时所创作的《1833之耶诞》;这部哀悼妻子恩里克塔·布隆德尔的作品,尽管最终并未完成,但仍于曼佐尼去世后的1874年得以出版发行。
由安东尼奥·兰佩蒂于1819年7月在米兰出版的《天主教徒道德观察》,是曼佐尼首部发表的散文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,曼佐尼回应了西斯蒙迪在《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》中,针对天主教的道德败坏,所提出的批评;曼佐尼通过对逻辑学、修辞学和辩论术的灵活运用,以及一系列例子的举证,给这部枯燥无味的宗教论述,增添了不少新意;而曼佐尼也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,初步展露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才华。这部在创作风格上与众不同的教义辩解辞,也引起了托马塞奥的极大兴趣,他曾说:“这部作品通过朴实自然的语言,展现了虔诚的信仰,和真理的智慧,我无时不刻都能感受到一股青年人的动感与激情”。曼佐尼于1855年发表了《天主教道德观察》第二版,并附上了《论实用主义道德》一文。
曼佐尼对实用主义道德的抨击,及其对宗教理性的思考,在他于1829年11月12日写给好友维克多·库山的信件手稿中,可见一斑。这封没有寄出的信,曼佐尼却花了不少的心思,并六易其稿。此外,曼佐尼在1850年出版的对话集《论创造》中,曾仿造西塞罗的创作风格,并受到罗斯米尼哲学思考的启发;在这部作品中,曼佐尼主要围绕了艺术、人类思想的认识功能和社会正义进行论述。
托西神父原本希望曼佐尼继续完成《天主教道德观察》一书,但后者于1816年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悲剧作品《卡马诺拉公爵》,这部耗时一年创作的小说,于1820年1月由曼佐尼自费在维琴佐·费拉里奥书局出版发行。
故事的主人公佛朗切斯科·迪·巴托洛米奥·布索内(卡马诺拉公爵),是一位生活在15世纪的真实历史人物。这位曾经为米兰公爵服役的雇佣兵队长,后转投米兰公国的死对头威尼斯共和国,并在1427年的马克洛迪奥战役中,带领着自己的士兵,战胜了自己曾经的金主;在战役结束后,卡马诺拉公爵出于人道主义和骑士精神的考虑,决定释放所有被俘的米兰士兵,并不再继续追击逃离战场的敌方残兵;可是,这一行为却被威尼斯共和国视为对自己的严重背叛,故事主人公也被处以极刑。卡马诺拉公爵这一角色,在曼佐尼的笔下,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追求社会公正,而勇于牺牲自己的伟岸英雄形象。
这部向好友傅里叶致敬的悲剧小说,在由后者翻译成法语并在法国发表后,并未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,还曾一度招致法国作家维克多·肖伟的批评;针对肖伟批评自己的这部作品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统一律创作原则,曼佐尼曾于1820年写下《致肖伟的一封信:关于悲剧故事中的时间与地点》,但直到1823年才最终发表。
曼佐尼于1820年9月至1822年5月间,写下了另一部悲剧作品《阿达尔齐》;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,来源于作者在1819年10月-1820年7月巴黎居住期间,广泛阅读的提埃里小说。在这两年紧张繁忙的写作中,尽管常常受到精神紧张症状的困扰,期间曼佐尼还是完成了《约婚夫妇》的序言部分和前两章,以及史学杂文《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史评述》的写作。
《阿达尔齐》这部作品,以公元772-774年间为背景展开;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达尔齐,他是一位伦巴第的贵族;然而,由于带领着自己的族人对拉丁人进行压迫和剥削,让他追求公平正义的心备受煎熬,特别是由于这时拉丁人因为无法忍受伦巴第人的暴政,正向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寻求援助。在这部历史题材悲剧中,曼佐尼向他的意大利同胞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呐喊:我们的自由只能靠自己争取而来;在他的另外一部传世之作《约婚夫妇》中,曼佐尼也曾发出过同样的呼号。
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艾尔门嘉达,她是阿达尔齐的姐姐,同时也是一位曾遭查理大帝抛弃的女子。她与《约婚夫妇》中的女主角露琪亚一道,成为了曼佐尼文学思想中完美女性的代表;在曼佐尼笔下,这些“坚如磐石、纫如细丝”的贞烈女子,同时也是妻子恩里克塔的化身。在这部向妻子致敬的作品《阿达尔齐》中,曼佐尼曾评论说:“恩里克塔·路易吉娅·布隆德尔那不为世俗所染的朴素美德,成就了一个忠贞的妻子,和一位伟大的母亲。”
在费德里克·康法罗聂里领导的伦巴第地区独立运动失败后,曼佐尼于1814年4月22日至1814年5月12日间,创作了爱国诗歌《1814年4月》,并于1883年由邦吉出版发行。
在异族的残暴统治下,乔亚基诺·穆拉曾于1815年3月15日擎起反抗的大旗,向奥地利宣战,并号召所有有志于意大利统一的仁人志士,共同参加抗争。穆拉领导的独立运动,在托伦蒂诺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毁灭性打击;而穆拉本人,也在费迪南四世重新掌权后,于当年10月遭枪决身亡。曼佐尼在得知穆拉号召起义的第一刻,便开始写作著名的《里米尼宣言》,但由于起义的失败,而终未完成。正如好友坎图后来曾回忆说:“曼佐尼自己觉得这部作品(即《里米尼宣言》)的诗歌艺术价值并不高,特别是其中的第34行中‘统一才能换得自由’这一句,在曼佐尼看来,简直是‘他为意大利统一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,因为他被迫牺牲了自己的创作审美标准’;不得不提的是,曼佐尼愿意做出这一‘巨大的牺牲’,缘于他和马志尼共同认为只有统一,才能给意大利带来独立与自由”。
1821年春,随着米兰自由运动被奥地利残酷镇压,以及包括康法罗聂里、佩里科和贝尔切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遭逮捕关押,曼佐尼创作了爱国赞歌《1821年3月》;曼佐尼写下这首赞歌,是为了向特奥多·柯尔纳致敬,这位被称作“德国人的马梅利(意大利爱国者)”的德意志爱国青年,曾被曼佐尼误认为牺牲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莱比锡战场上。
拿破仑于1821年5月5日在圣海伦岛上去世,但曼佐尼得知这一消息,是在当年7月16日与妻子和母亲在布鲁苏里奥别墅附近散步时,从《米兰快报》上读到的。
曼佐尼曾向好友克里斯托佛罗·法布里斯透露说:“(这)简直是一部即兴而作(的作品)”;在恩里克塔钢琴的伴奏下,曼佐尼仅用了短短3天便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颂歌。
曼佐尼深知奥地利当局不会同意这一作品的发表,因此他准备了两份手稿;其中一份寄给了米兰警察局,后者正如曼佐尼所预料的一样,不许出版这一悼念拿破仑的颂歌;而另一份,则偷偷地流入了米兰的文人圈子,并渐渐流行于整个意大利半岛和欧洲其他国家。虽然曼佐尼本人曾多次尝试制止,但他的仰慕者们将这部作品口耳相传,并促成发表。而另一位德国大文豪- 歌德,曾将《5月5日》译成德语出版。
《5月5日》第一次由曼佐尼授权发表,收录在《杂文集》的最后一章中,并于1845-1855年间,在米兰出版发行。
经过曼佐尼的反复修改与润色,《约婚夫妇》初版时,相较原先的手稿,在叙述结构和语言风格上,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这部原名为《费莫与露琪亚》的作品中,曼佐尼在开篇部分采用了分场景叙述的手法:在对露琪亚的经历进行总体描述后,曼佐尼才开始叙述费莫(后改名为伦佐)的故事;从第二部分开始,曼佐尼通过细腻的笔触,将两位故事主人公的经历与故事,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在写作语言方面,出版于1825-1827年间的《约婚夫妇》(即俗称的27年版)中,不难发现作者的用语,已经开始受到克鲁斯卡学会(位于托斯卡纳的意大利标准语言研究和推广机构)的影响;此外,在27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中,曼佐尼明显受到了16-18世纪一系列作家用语的影响,这些作家使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,语言更具口语化的特征。
1827年6月15日,维琴佐·费拉里奥首次出版了三卷本的《约婚夫妇- 由亚力山德罗·曼佐尼发现并改编的17世纪米兰故事》;这部作品的面世,为曼佐尼带来了巨大的声誉;自1828年起,《约婚夫妇》相继被译成法语、德语和英语,而曼佐尼也渐渐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。
《约婚夫妇》在欧洲与世界
在《约婚夫妇》出版后,曼佐尼曾将一份手稿寄给当时正在病重之中的维琴佐·蒙蒂,而后者见到这份珍贵的礼物时,不禁感慨道:“这部作品要是出自我的手笔该有多好啊!”
尽管相比最早的手稿,27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在语言风格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,但是仍难脱浓浓的书卷气。为了进一步使自己的用语更加接近托斯卡纳的口语习惯,曼佐尼于1827年夏天出发前往托斯卡纳,并“厚着脸皮”与有意大利国语发祥地之称的佛罗伦萨当地人进行交谈与对话。
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,曼佐尼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改27年版《约婚夫妇》中的用语,这一被他自己视为“劳心费力”的工作,也被称为“在亚诺河边(流经佛罗伦萨的主要河流)洗涤71张床单(即《约婚夫妇》27年版)”;曼佐尼在佛罗伦萨期间,还得到了两位当地朋友的帮助,这两位名为乔尼和尼科里尼的语言专家,被曼佐尼称作“除这里之外,再也无处可寻的好帮手”。
曼佐尼于1827年10月7日回到米兰,并由于妻子恩里克塔和大女儿的去世,而曾一度放慢了《约婚夫妇》的语言修订工作。直到1838年-1839年间,在妻子特蕾莎·波里的鼓励下,曼佐尼才重新执笔,对《约婚夫妇》的语言继续进行修改。由于身处米兰,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托斯卡纳语言材料,曼佐尼曾多次求助于达泽里奥家中的私人教师艾米莉亚·卢蒂,以及自己的女婿乔尔吉尼。
针对27年版《约婚夫妇》语言所进行的修改,一直持续到1840年;在那一年,40年版的《约婚夫妇》首次出版,并为了避免被盗用版权,而在书中使用了由佛朗切斯科·戈宁创作的版画。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的最后一次出版,是在1842年9月,并随书附上了一本名为《耻辱柱的历史》的小册子,这本小册子描述了在1630年瘟疫爆发后,针对“传播瘟疫者”而举行的审判。
尽管《约婚夫妇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受到罗斯米尼思想影响的曼佐尼在《论小说及真实历史改编文体(1845)》一文中,对自己这部作品却持有批判的态度;他认为,属于小说文体的《约婚夫妇》一书,由于过多杂糅了作者的想象与文字操作,而离“(客观的)真实”愈来愈远。
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,曼佐尼梦寐以求的托斯卡纳之旅,长年无法实现;为了“更好地(曼佐尼语)”写作,他遍读了各个时代,尤其是16世纪和18世纪作家的作品,这也给他的创作用语,带来了一丝“难得的亲切感”。
除了少数例外,曼佐尼阅读的作品多是由知名度并不很高的作家写就的,其中包括了许多16世纪的喜剧作家,如拉斯卡、里皮、切基、小波纳洛蒂、丹布拉、瓦尔基、杰里等人;此外,曼佐尼还仔细阅读了18世纪作家法爵利的作品。在格罗西(这时已经搬至曼佐尼位于莫洛内大街的家中居住)的帮助下,曼佐尼一边认真阅读,一边记下了许多与托斯卡纳口语接近的表达、成语和用词等。而由安东尼奥·切萨里等人于1806-1811年间编著的《克鲁斯卡大字典》,成为了曼佐尼学习托斯卡纳语言的好工具,曼佐尼曾说“这本书已经被我翻破了”。
1835年,为了回应皮埃蒙特语法学家米凯莱·庞扎对格罗西所作《马可·维斯孔蒂》的批评,曼佐尼发表了部分与格罗西合作的论文《聆听》;在庞扎看来,尽管《马可·维斯孔蒂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文中用语受伦巴第方言的影响太深,脱离了意大利标准语“应该有的样子”。曼佐尼和格罗西在论文中,反驳了庞扎所谓相比“udire(聆听)”,“sentir messa(聆听)”是伦巴第方言的表达,而提出在托斯卡纳,这一被人们公认为意大利国语发祥地的地方,“sentir messa”也是当地人惯用的一个表达。
而曼佐尼在语言学方面最重要的作品,要属被他称为“永无终点”的《论意大利语言》。这部作品五易其稿,自1830年开始,历经逾三十年,仍终未成书发表。
曼佐尼在《论意大利语言》的前两篇中,分别论述了“语言的性质”和“真正的意大利语”,而其中的第三篇现已失传,其论述可能围绕“意大利标准语的建构”这一主题展开。此外,为了解决长期烦扰意大利人的标准语问题,曼佐尼还在《论意大利语言》中仔细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陆续产生的各种解决方案,其中就有克鲁斯卡学会的安东尼奥·切萨里所提出的方法。
曼佐尼的语言学论著,皆发表于18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出版之后,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曼佐尼对标准语这一问题的态度,是偏向于以佛罗伦萨中层资产阶级的口头语作为意大利国语的基础。
曼佐尼首部发表的语言学论著是一篇信件形式的论文,这封曼佐尼于1847年2月26日写给贾沁托·卡雷那的信,直到3年以后才获发表;在这封信中,曼佐尼首次提出意大利的标准语应该以当时的佛罗伦萨话为基础。
1868年,曼佐尼时任意大利王国参议员,并被委派负责统一意大利标准语的推广工作,他在一封写给意大利教育部长埃米里奥·布罗里奥的专题报告(报告名为《意大利语言之统一与推广》)中,曼佐尼指出以佛罗伦萨方言为意大利统一语基础的历史背景,并提出有必要编纂一部名为《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的新编意大利语词典》;在曼佐尼的支持下,这部词典自1870年开始编写,历经近30年,于1897年编写完成。此外,在《意大利语言之统一与推广》这一报告发表的同年,曼佐尼还在鲁杰罗·邦吉担任主编的《恒报》上发表了两封分别名为《论俗语》(其中阐述了他对但丁语言学的观点),和《论词典》的公开信。
曼佐尼发表的最后一部语言学作品,是他于1871年3月30日写给那不勒斯好友阿尔方索·德拉·瓦雷·迪·卡萨诺瓦的一封信,阿尔方索曾提出希望发表一部《约婚夫妇》新旧版本的对照手册,曼佐尼在信中对此举表示了赞赏和感谢。
曼佐尼在其一生当中,与母亲、妻子、子女、好友、同事以及欧洲各国知识精英之间的来往信函,多达上千件。而在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,要属曼佐尼与巴黎的意大利学家克劳德·傅里叶之间的来往信件;傅里叶除了是茱莉亚·贝卡里亚的好友,同时也是曼佐尼的恩师。
这些信件汗牛充栋,其中的内容五花八门,从请求借书到求取作物种子,应有尽有;后人通过翻阅这些珍贵的手稿信件,一个更加丰满、甚至有些喜欢自嘲的曼佐尼形象跃然于纸上。
此外,通过检视这批数量众多的往来信件,我们不难发现曼佐尼工作中的许多细节与趣事,如他在信中曾多次抱怨修改《约婚夫妇》语言时的“艰辛与苦闷”。不得不提的是,这一“劳心费力”的工作,最终得以实现,离不开多位好友和家人的支持,其中就包括了罗萨里、格罗西、乔尼、尼科里尼和乔尔吉尼等人,他们都为1840年版《约婚夫妇》的最终出版,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曼佐尼在修改《约婚夫妇》的过程中,还曾多次向自己的女婿乔尔吉尼求助,我们至今仍能在一张他写给女婿的便条上,看见这样一行字“在佛罗伦萨,‘手表匠’这个词最常用的表达是orologiere、orologiaro还是oriolaio呢?”
以上有关曼佐尼生平、作品及家庭的介绍性文字,由琼·丽瓦和萨宾娜·吉拉尔迪共同编辑整理完成。